滚滚车轮下的冤魂

死亡是可怕的，但有时候生不如死。有的人不怕死亡，却害怕活着。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里，我的两位同学却在他们即将展现青春才华的时候，惨死于滚滚车轮之下。

01
刘法强是我高中阶段（高一至高三）的同班同学。他高个头，大眼睛，性格活泼开朗，是班里成绩好的同学之一。高二时，他与我们班的一个漂亮女孩偷偷地谈着恋爱，惹得很多同学眼红。问他，他只笑，并不否认。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安徽农学院（现在的安徽农业大学），与我所在的安徽大学是近邻，我们常在星期天互访。大学毕业后我们一起去了荒草圩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然后又一起离开荒草圩走上工作岗位。他算是运气较好的，分到了省城合肥市第五中学。

可是，不久，“刘法强卧轨自杀”的消息在我们同学中迅速传开。我们怎么也不敢把“卧轨自杀”这一残酷的字眼与刘法强的名字联系起来，于是分头打听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我们高三时的班主任张士魁老师甚至专程去了合肥。我们最后得知这一消息是确凿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因此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乃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大混战。

刘法强的所在单位合肥五中接到了刘法强正在读中学的妹妹的一封检举信，说刘法强与北京的某“五一六分子”同学有密切联系，信中又列举了刘法强的一些“反革命活动”。于是，合肥五中革委会领导成立了项目组立案调查。他们首先与刘法强谈话，告知刘法强他妹妹检举揭发了他，要刘法强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这对刘法强是莫大的压力。自己与北京的一个同学确有联系，但只是一般的朋友之间的往来，从未言及国事。现在，那位同学已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且又是自己的同胞妹妹检举揭发他，那么他的“反革命罪行”就成了百口莫辩的“事实”，他的案子也几乎随之成了“铁案”。

这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的“问题”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自己亲妹妹绝情的无中生有尤使他感到莫名的悲哀。于是，他抛弃了父母兄弟，抛弃了妻子和妻子腹中的儿子而选择了死亡。

我们班高三毕业合影。最后排左起第六人为刘发强，右起第一人为作者，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为班主任张士魁老师。摄影时间：1963年4月

02

程适凯同学是我们安徽大学中文系67届的同学，跟我的好朋友孙光华住同一个宿舍。我常到孙光华处去，慢慢地他们宿舍的同学我都认识了。程适凯是安庆人，中等身材，清秀的脸庞，长着一双睿智的眼睛。

程适凯的生父是一个国民党军官，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继父是一个右派分子。后来他的继父也死了，家里只有他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他本比我们高一届，一九六二年参加高考，是安庆地区的文科高考状元，但因为复杂的家庭背景，当年未被录取。不得已，他复习了一年，参加了一九六三年的高考，又考了安庆地区的第一名。招生的老师仍然因为他的家庭问题不敢录取。这时，中文系系主任马志嘉站出来说话了：“我们要了！我不相信我们不能把他培养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样，他才得以进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

程适凯博览群书，读过许多马列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这些书的经典段落常被他引用到文章里去。在几年的大学学习期间，程适凯始终是班里的佼佼者。

文革的大联合期间，程适凯在家乡安庆写了一张文采飞扬的大字报，题为《合肥的教训，安庆的经验》，隐讳地说6408支左部队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偏袒了“踢派”。

在程适凯即将被分配离校的时候，省军管会的一位负责人责问驻安徽大学军宣队：“安徽大学放着现成的反革命不抓，你们一天到晚干的什么？”

于是，程适凯在安庆写的那张大字报被印了几百分，分发给中文系所有师生人手一份，军宣队主持召开全系大会批斗程适凯。会上先让程适凯检查，继之结合他的家庭出身对他上纲上线批判，会后安排学生看管。实际上，大字报内容并没有恶毒的语言，只是流露了不满情绪。系里的师生也没太把它当回事，以为再批判几场就会过关的。

不料，程适凯不愿意再接受批判，他选择了死亡。

当晚他和自己的好朋友朱来常在校内人工湖边邂逅相遇，两人就顺便沿湖边小路散步。程适凯情绪低沉，不停地落泪，很少说话，只说母亲太苦，太可怜。朱来常劝他想开一点，事情不久就会过去的。他点头不语，随后把自己身上的几十斤粮票和不多的钱送给了朱来常。朱来常没有想到程适凯正是在向他作最后交待，更令朱来常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已过了早饭时间，监管他的学生发现程适凯的蚊帐仍然关着，床前放着他的一双拖鞋。他们以为他还在酣睡，便打开蚊帐叫他。不料，帐子里根本就没有人。枕头边工工整整地摆放着一只信封，里面装的是他写给母亲的遗书，其中的一句是：“火车的一声长鸣将是我二十四岁生命的最后一个音符。”

从遗书分析，同学们断定他是卧轨自杀的，于是迅速派人奔赴火车站。不久，他们从外边找回了他粉身碎骨的尸体。

我理解程适凯。在他的心里，他的家庭出身和他这顶“反革命”的帽子会让他一生走不出阴影。据铁路警察勘察现场后分析，程适凯不是卧轨自杀，而是从一个小山坡对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撞上去的，显示了他与生命决绝的决心。